毒品犯罪往往存在上下家、马仔、女朋友等特定关系人，其间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是否成立共犯、是否应区分主从犯、各人之间地位作用如何区分，涉及到各被告人的量刑，也较易产生意见分岐。

1、运输、贩卖毒品犯罪中往往存在多人合作或分工的情况，认定共同犯罪有其特殊性。除依据共同犯罪的一般要件进行把握外，还须对“共同行为”、“共同犯罪故意”进行细化：（1）共同犯罪故意。毒品买卖双方，仅知道毒品买卖关系，不能简单据此认定有共同犯罪故意。还须考察是否有事先沟通、联系，是否有稳定交易、分工的意思表示。（2）共同犯罪行为。具体表现在毒品犯罪中，是行为人合意下，行为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行为。买卖毒品行为发生在上下家之间时，不能简单认定上下家就构成共同犯罪，但也不能排除上下家之间成立共同犯罪。关键要结合个案情况，考察上下家之间是否有事先联络与沟通、是否有分工合作的意思共识，具体买、卖行为是否是在双方共识情况下的分工合作，以及利益是否共同分配等等方面，判断是否有在共同犯罪故意之下的共同犯罪行为。

2、选择性罪名中的共犯认定。选择性罪名因涉及对行为人多个犯罪行为的评价，故在共同犯罪问题上，应根据具体行为样态分别判断、准确认定。如谢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一案，谢某、李某、王某三人分别在不同地区从事毒品交易，三人约定同租一辆轿车，开车前往深圳购毒。在深圳谢某、李某、王某分别单独向不同毒贩购买不同种类的毒品，由三人分别包裹后各自藏匿。后三人开车前往上海路上，三人所乘车辆被公安机关拦截并在车上查获大量毒品。本案中，三人虽共谋一起购买毒品，但三人系分别购买不同毒品，在不同地区单独贩卖，故就贩卖行为而言，三人之间不能成立共犯；但三人购毒后，一起轮流驾车、共同运输毒品返回上海，则成立运输毒品罪的共犯。

3、同案犯地位作用的评价。同案犯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受刑法评价应有所区别：成立共同犯罪，则依据共同犯罪理论，考虑是否需要划分主、从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则可根据其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评价，而不必强求区分主、从犯。如徐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徐某自己购买到毒品后，让戴某帮助其贩卖，后戴某又引诱其弟戴某某参与贩卖，而徐某却不知此事。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戴某系本案主犯，戴某某系本案从犯，却并未认定三人之间系共同犯罪。我们认为，本案中，三被告人之间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因此，不能成立共同犯罪，也就不宜简单通过主、从犯的划分来区别三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