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李婧）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12月26日到3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今天上午，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洪道德教授和许兰亭教授，以及知名律师钱列阳、周泽、熊智等来到人民网，讨论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颇受关注的内容。

热点之一：刑诉法草案将刑诉法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也就是说，拘传时间从以前的12小时，改变为24小时。

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认为，“拘传时间延长至24小时，是否合理，要看是不是会造成变相的酷刑。”

“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准则，把一个人超过人正常的生理极限连续讯问，相当于变相的酷刑。在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里面也有规定，通常的讯问不允许在夜里，只能是在早上至晚上。有的国家规定早晨日出之后，晚上日落之后。为什么要这样？要给人正常生理上的吃、休息、喝水的时间，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顾永忠教授说，根据刑诉法草案这条的规定，一个人24小时都在侦查人员的控制之下，因此引起质疑。“这是不是变相酷刑吗？连续24小时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休息，就有变相酷刑的嫌疑，从这个角度上讲，对24小时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 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认为，拘传时间延长没有正当性。“一方面，既然把他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了，应该说已经有相关的证据，这个情况下还要花24小时再对他的身份、犯罪事实进行确定，就有一个问题：确定他为犯罪嫌疑人到底有没有证据？如果有证据，就不应该靠拘传讯问来确定他有没有犯罪事实。所以说，实际上拘传本身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正当性了。”

钱列阳律师认为，公诉方和侦查机关要求把“拘传”时间延长至24小时，是为了拿到嫌疑人的口供。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重证据，轻口供”，那么可以取消“拘传”。“但是法律还没有确认沉默权，我个人认为还是保持12小时为妥，不要延长到更长时间。” 

热点之二： 刑诉法草案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介绍，“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立案数500万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二三百万、三四百万，这几年急剧增加。我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们的破案率72%-73%，现在的破案率是45%-50%。刑事案件急剧增加，破案率又在急剧下降，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顾教授认为，社会上的犯罪有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越来越强，如果不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必须提高侦查破案能力。“怎么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这样一些新型的侦查手段。不仅中国如此，我们放眼看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大量采用新型侦查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许兰亭教授也支持采用技术手段，但是他认为，刑诉法草案中的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使用技术手段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严格控制它，防止滥用。我个人认为这次条文规定的太粗松了，严格审批，会让我们很多质疑、很多担心。过去多年我们内部一直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与此相伴随一直有如何审批、如何控制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规定经过梳理和斟酌以后写到刑诉法条文中。” 

热点之三： 刑诉法草案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对于监听监控等技术侦查手段，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认为，技术手段的充分应用，能够减少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靠，有利于预防刑讯逼供。

顾永忠教授说：“刑诉法的修改，我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就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的问题，我们国家肩负侦查任务的公安系统、检察系统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希望写在法律上。他们为什么希望写在法律上呢？一方面，他们深感自己肩负侦查破案的担子非常重，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虽然实际上一些秘密侦查在使用，但是获得的证据不能在诉讼活动中使用，让他们更大程度上依赖获取口供，为了摆脱依赖口供的状态，我们有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口供有没有就没有必要了。所以他们希望上升到法律上，一方面慢慢减少对口供过大过重的依赖，二是有了这些证据，我们在法庭上可以作为指控证据的证据来使用。去年北京发生的故宫盗窃案，完全采用技术手段，抓住人的时候，一切证据都已经有了。设想一下，如果将来的侦查活动都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不要说全部达到，百分之五六十达到这样的程度，接触嫌疑人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证据，基本可以定案了，那我们侦查破案的能力、定罪的能力、保障公民权益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顾教授解释道，立法为何对技术侦查只用“严格审批”一词，是因为要考虑情报工作。“这里面有一些秘密工作不便于公开，从保密的角度所以想写的笼统一些，不是说他们不会写，不知道怎么写。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将来怎么使用。秘密侦查的种类非常多，有的侦查手段是不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使用的，有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要区别的。现在法院也规定，有些东西只要使用更不能暴露我们的工作，更不能把我们秘密工作人员透露出去，这要很好的权衡。”

与会的陈有西律师也表示，“如果秘密侦查的证据可以拿到公开刑诉法庭作为证据来使用，每个搞情报的人都是不安全的。公开质证以后，这个人可能建设了20年的线索，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情报人员，一开庭就给暴露了，这给军队系统、安全部门的情报系统、公安部门的情报系统（带来的风险），如果浮出水面到法庭使用，将来情报工作没有人搞了。” 

热点之四： 刑诉法草案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代理过多起公益诉讼的周泽律师对这条有意见，他认为，秘密侦查手段应该限制使用范围。不能笼统地说“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防侦查机关滥用职权，导致技术侦查手段泛滥，人人自危。

周泽律师说，“从修正案修订的内容来看，还是要限制危害非常严重的犯罪案件，刑诉法里面涉及的犯罪非常多，很多犯罪恐怕都会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所以可以实施秘密侦查的案件应该进行明确限制，具体到几种，而不应该搞一个什么‘其他的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案件’，这样可能被办案机关无限解读，任何案件在他们看来都是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案件，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人人自危的状况。我们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我们接触的人中可能有他们怀疑的秘密嫌疑人，可能我们就随时被人监控。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不是严格审批的问题，还是要严格限制这种措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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