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刑事诉讼法完成了时隔16年的第二次“大修”。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后，这部被修改了100多处、修改部分超过总条文50%的最新版法律，正式出炉。

　　3月22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诸多法学专家对这部新法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实际上是让‘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这三项价值，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了相对平衡。”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社会转型期，做到这点已属不易。

　　新法有很多“给力”的地方

　　在诸多专家、律师看来，新刑事诉讼法有很多“给力”的地方。

　　“最大的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认为，这“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另外，新法在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和辩护制度上，都有所作为。”卞建林表示，“比如，新法明确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完善了逮捕条件并强调人民检察院对此的审查程序，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人’，还用很多细则强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卞建林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以口供为主要证据的侦查方式，加上侦查水平不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造成了刑讯逼供久禁不绝，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

　　在谢鹏程看来，新法的一大“着力点”是减少冤假错案和量刑不公，可圈可点。他统计了新法为此采取的措施，“大概有16项。”

　　“其中，最典型的是明确规定并细致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他说，“另一个是明确规定‘法院如何定罪与量刑，需要适当说明’。”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强量刑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和司法腐败。

　　对律师们来说，新法的“给力”之处是：它让“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空间大大扩展了”，尤其是在侦查阶段。

　　依据原先的刑事诉讼法，辩护人这个字眼儿的“出现”，是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而新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这次‘大修’明确了律师不仅可以从侦查人员那里了解案情，在侦查终结之前，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真的是‘辩护在前头’。”知名刑辩律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青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这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非常重要。”

　　“第83条是一个直接的进步”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颁布后，第83条关于通知家属的规定引发争议。

　　对于第83条，卞建林认为是“一个直接的进步”。他表示，旧刑诉法关于拘留、逮捕通知家属的规定，只要办案机关认为有碍侦查，即可不通知家属，新法实际上是做了限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援引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刑诉法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吴丹红认为，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什么罪名，只要是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都可以不通知。而新刑事诉讼法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不再适用于任何罪名，而是只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法有待更多司法解释“趋利避害”

　　伴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炉”，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人士的看法越来越趋于理性。

　　“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新法已经通过了，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学习和执行它，并思考如何趋利避害。”卞建林指出，“其中，帮助公、检、法系统来完善对新法的司法解释，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张青松律师根据自己的从业实践指出，应对新刑诉法，律师业应提升自身的执业技能，“新刑诉法让律师在侦查程序当中，有了更多的权利，这也可以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着力点。”张青松进一步说，“律师用什么样的技术和智慧从办案人员那里了解案情，如何用办案人员可以接受的方式提出辩护意见，刑事辩护律师就案件实体内容同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在法制史上还是空白，这将考验我们律师的智慧和技能。”

　　吴宏耀副教授认为，本次刑诉法修改吸收了学界对于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第一次将立法草案向公众公布，公开征集意见，“反应了社会的需要”。

　　“现在，这个法律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去解释它，通过实践去完善它。”他说，“好的法律技术可以让一个抽象的规则更完美。”(杭州刑事律师|杭州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刑事律师|浙江死刑辩护律师)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