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李花系农村妇女，两年前随丈夫进城打工，2002年10月计划外怀孕，李花身患高血压等不宜流产的疾病，只能将孩子生下。因其家境贫寒，且负有许多外债，遂与同村来城打工的表兄安大力商议将产后婴儿卖给他人，并托安大力联系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收养人。2003年8月，李花在医院生一女婴。按约定，李花在孩子满月（出生30日）后将女婴交与安大力及收养人汤小典，由汤小典给付李花现金50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李花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合议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花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其主观上有出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出卖行为，且收取了收养人汤小典现金5000元，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花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虽李花有出卖的故意，也实施了出卖行为，但不具备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骗、贩卖行为，故不构成本罪。   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可见，拐卖儿童罪只限于上述六种客观行为，并没有将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列为拐卖儿童罪的范畴。司法实践中，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情节是否恶劣以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李花夫妇系女婴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有监护权，从因其家境贫寒、且负有许多外债、托安大力联系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收养人来看，李花是为了转移抚养权和监护权，虽收受了现金5000元，不完全等同于“出卖”，虽然其有获利的动机，但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些专门以人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人贩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修正) 第三十一条规定，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立法本意所讲构成的犯罪，是指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而触犯刑法条款的犯罪，是受刑法调整的犯罪，如遗弃罪。若要构成拐卖儿童罪，即使是亲生子女，还需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能构成犯罪。   （三）《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规定，这次“打拐”专项斗争的重点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捡拾的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出卖十四周岁以上女性亲属或者其他不满十四周岁亲属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拐卖儿童罪与收养中介行为、拐卖儿童罪与拐骗儿童罪，以及绑架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的界限，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另外，《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分第（六）项“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规定，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人贩子”。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可见，刑法中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为妇女、儿童，就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能否构成拐卖儿童罪而言，在该类特殊案件中，出卖人的主观动机对出卖行为的定性存在影响，如果行为人的出卖行为以营利为目的，出卖14岁以下儿童或其他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但是，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但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不按犯罪论处。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何认定出卖亲生子女确属“情节恶劣”以及营利为目的，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判定标准也不统一，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去解决，在此之前，任何机关不能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的扩大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法院最终采信了笔者的意见。（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被告人李花系农村妇女，两年前随丈夫进城打工，2002年10月计划外怀孕，李花身患高血压等不宜流产的疾病，只能将孩子生下。因其家境贫寒，且负有许多外债，遂与同村来城打工的表兄安大力商议将产后婴儿卖给他人，并托安大力联系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收养人。2003年8月，李花在医院生一女婴。按约定，李花在孩子满月（出生30日）后将女婴交与安大力及收养人汤小典，由汤小典给付李花现金50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李花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合议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花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其主观上有出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出卖行为，且收取了收养人汤小典现金5000元，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花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虽李花有出卖的故意，也实施了出卖行为，但不具备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骗、贩卖行为，故不构成本罪。

 

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可见，拐卖儿童罪只限于上述六种客观行为，并没有将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列为拐卖儿童罪的范畴。司法实践中，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情节是否恶劣以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李花夫妇系女婴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有监护权，从因其家境贫寒、且负有许多外债、托安大力联系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收养人来看，李花是为了转移抚养权和监护权，虽收受了现金5000元，不完全等同于“出卖”，虽然其有获利的动机，但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些专门以人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人贩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修正) 第三十一条规定，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立法本意所讲构成的犯罪，是指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而触犯刑法条款的犯罪，是受刑法调整的犯罪，如遗弃罪。若要构成拐卖儿童罪，即使是亲生子女，还需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能构成犯罪。

 

（三）《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规定，这次“打拐”专项斗争的重点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捡拾的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出卖十四周岁以上女性亲属或者其他不满十四周岁亲属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拐卖儿童罪与收养中介行为、拐卖儿童罪与拐骗儿童罪，以及绑架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的界限，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另外，《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分第（六）项“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规定，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人贩子”。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可见，刑法中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为妇女、儿童，就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能否构成拐卖儿童罪而言，在该类特殊案件中，出卖人的主观动机对出卖行为的定性存在影响，如果行为人的出卖行为以营利为目的，出卖14岁以下儿童或其他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但是，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但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不按犯罪论处。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何认定出卖亲生子女确属“情节恶劣”以及营利为目的，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判定标准也不统一，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去解决，在此之前，任何机关不能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的扩大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法院最终采信了笔者的意见。（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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