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律师事务所

     1月23日，足球圈内著名经纪人爆料称，从南勇“就商业贿赂问题接受调查”来说，南勇在“爱福克斯案”收受贿赂已是“板上钉钉”。

　　这位经纪人还透露，南勇“被刑拘”的可能性较大，他涉嫌犯罪的事实除了商业受贿外，还包括操纵比赛和赌球。

　　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证实说，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依法传讯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原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到案接受调查。

　　此消息传出不久，国家体育总局随即发布了“任免书”：南勇、杨一民调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免去南勇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免去杨一民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任命韦迪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南勇的被传讯、被免职，传递出一个信息：从2009年岁末开始的足坛反赌风暴在不断升级。一位知情人士还爆料称，南勇和杨一民被传讯，并不代表足坛抓赌风暴就此停歇。下一步，很多国字号教练都将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也引发业内诸多猜想：从球员到教练，从球队到俱乐部，再到中国足协高管，“刨到根”的反赌打黑风暴能否治愈足坛沉疴？

　　风起青萍三次风暴撕开“假赌黑”口子

　　这个周末，陈超(化名)的心情很纠结。虽然北京出现了冬日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但他没有心情外出，而是“宅”在家中的电脑前不停地“刷屏”，关注着中国足坛的消息。用他的话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关注中国足球了”。

　　陈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但自打“黑哨事件”之后，他只关注意甲、英超。在他看来，中国足球“太伤人心了”。

　　从2009年年底开始发力的足坛扫赌打黑风暴不断升级，让陈超看到了一些希望，但他仍在希望和质疑之间徘徊。“真的能改变中国足球吗？”他这样反问记者。

　　陈超告诉记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此前的3次足坛打黑行动“让球迷很失落”。

　　1999年，渝沈之战。沈阳海狮伤停补时阶段打入逆转球，客场2：1战胜重庆前卫寰岛保级成功。赛后重庆球迷怒吼假球，前卫寰岛主教练李章洙声称球队内部有人参与赌球，并萌生退意。

　　这次风波的最终调查结果定性为“消极比赛”。陈超直言，对球迷而言，“中国足协的调查没有什么说服力”。

　　2001年，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公布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并表示该裁判退还了杭州主场“好处费”4万元。这封匿名信掀起了为期半年的足坛打黑行动，但最终以裁判龚建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告终。

　　据足球圈内人士介绍，在第二次打黑过程中，很多证据最后没有派上用场。而且，在当时，足球裁判受贿在法律上如何定义，是一个盲区，司法机关也没有真正介入。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的去世再度引发舆论对于中国足球联赛赌球、假球问题的关注。舆论普遍质疑中国足协反赌球不够彻底。

　　2006年，“中甲”联赛第17轮，有“冲超”希望的广州医药队对阵山西陆虎队。山西陆虎足球俱乐部的正、副总经理王鑫、王珀通过贿赂操纵了结果。这场被认定为假球的比赛，在当年无论是处罚还是调查，都只限于俱乐部范畴，此后无话。

　　而直到2009年11月25日，公安部公布“王鑫等16人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结果”案件的初步情况，才真正揭开了3年前那场假球事件上的幔布。

　　第四次风暴小虾大鱼逐渐“现身”

　　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情况，2006年8月19日，中甲联赛广州医药对山西陆虎的比赛，以1：5悬殊比分收场，而在比赛过程中，山西陆虎足球俱乐部的正、副总经理王珀和王鑫跑到东莞去赌球，最后赢了十几万元。不仅如此，根据警方的调查，此案的背后是一个由圈内熟人组成的黑色利益链条。

　　据警方介绍，这场假球的始作俑者王珀和王鑫将广州医药队作为“假球、赌球”的对象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找圈内的中间人运作。王珀和王鑫通过球队助理教练，找到另外两家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作为中间人，与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取得联系。

　　得知山西陆虎卖球的信息，广州医药俱乐部副总经理杨旭在请示了俱乐部主要领导同意后，在赛后将20万元买球钱通过中间人给了山西陆虎俱乐部。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在策划广州医药对山西陆虎这场假球之初，王鑫和王珀的重要目的就是赌球。王鑫想在这场球上押大球盘(指总进球数要在3个以上)，结果果然出现了1：5这样悬殊的比分。

　　接受记者采访的足球圈内人士都认为，正是对王鑫的调查，掀起了中国足坛第四次反赌打黑风暴。2008年年初，被新加坡法庭发出拘捕令的王鑫，未能在新加坡按时到庭接受审判，于是新加坡发出了全球通缉令。王鑫随后在国内被辽宁警方逮捕。经调查，正是王鑫在新加坡操控球队，指使其队员打假球。在接受审讯期间，王鑫供出了大量的国内联赛的赌球信息，使得辽宁省公安厅开始了全国大面积调查：

　　2009年4月，辽足十冠功臣吕东被警方拘捕。据了解，他利用自己在沈阳开的一个酒吧坐庄。因与大连的很多朋友关系密切，很多大连人也在吕东这里下注参加赌球。而吕东的被抓，也是因为一批赌球的人在落网后，供出了自己是在吕东处下注的。

　　2009年10月16日，辽宁警方南下广州，控制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

　　2009年10月19日，广州足协官员杨旭被辽宁警方带走调查。7天后，前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吴晓东也被辽宁警方带走。

　　此后4天，前广药俱乐部董事长谢某，因被怀疑在任期间操纵广州医药5：1击败山西陆虎的冲超关键战，被要求协助调查。

　　而在2009年11月6日，中国足坛第四次扫赌打黑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中国足协的范广鸣被警方带走。范广鸣在足协工作十多年，一直负责竞赛和开发工作，另外还担任过赛区协调员，负责联赛前场地和各项准备工作的检查。范广鸣于2004年短暂离开足协，成为新麒俱乐部的总经理，先后运作多支球队前往新加坡比赛。但是，这几支球队在新加坡惹上赌球丑闻。范广鸣因王鑫一事未能幸免。

　　一天之后，前金德教练丁哲接受调查。丁哲曾是沈阳足球的猛将，退役后曾在沈阳海狮和沈阳金德担任教练。2003年，丁哲曾被俱乐部列进“收钱黑名单”，由于缺乏证据，最终成功脱身。此后，丁哲又进入新加坡联赛，卷入王鑫赌球案。

　　2009年11月10日，广州医药与山西陆虎假球案另一始作俑者王珀落网。据了解，王珀曾在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山西路虎、呼和浩特等俱乐部任总经理。在此期间，王珀所在的俱乐部都与假球、赌球产生关系，这些球队终因各种问题遭遇降级或是解散的命运。

　　也是在这个月，尤可为因涉嫌赌博犯罪被捕。经过警方调查，尤可为供认他在任职厦门蓝狮助理教练期间，主要是2005年厦门蓝狮冲超那一年，有11场球都有问题。此外，尤可为作为谢菲联队副总期间，在俱乐部授意下以50万元促成了青岛海利丰队让球，帮助谢菲联冲超成功。

　　2009年11月16日夜，在武汉民航酒店，前武汉队门将阎毅被警方带走。公开信息显示，2004年，在淡出足坛近两年的阎毅加盟陕西国力，其时正好是王珀在陕西国力当家的时候。据足球圈内人士透露，阎毅可能参与了赌球。

　　12月11日，继11月25日公布赌球案详情后，公安机关再次公布反赌进展，称在侦查王鑫一案时，经过进一步深挖和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尤可为还涉嫌利用商业贿赂，参与操纵2007年“中甲”联赛个别场次的犯罪线索。尤可为、许宏涛已被依法逮捕，青岛海利丰队领队刘红伟等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2010年1月20日，有媒体曝出，前申花主帅贾秀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一天后，重磅炸弹震惊中国足坛，公安部证实南勇、杨一民、张健强接受调查。

　　据了解，早在2009年12月15日，足球界多名记者就收到一封名为“中国足协黑幕揭秘”的匿名信。这封信矛头直指南勇，称他在引入国家队前主教练阿里·汉和中超赞助商爱福克斯时存在问题。与爱福克斯签订中超赞助合同后，中国足协只得到了第一笔冠名费600万元人民币，剩余的5000多万元没有了下文，当时签订合同的正是南勇。据足协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讨回这笔费用，足协曾经3次召开主席办公会，但前两次南勇都建议推迟打官司，第三次才同意。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中国足协与爱福克斯签订合同之后，中国足协才与香港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代理合同，而这家中介公司就是之前被举报和南勇联系密切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官司开打之后，原来签订合同的代理公司已经转让过一次，新的公司随后破产，5400万元的冠名费从此踪影全无。

　　“猛药”之后法律规制才是祛病良方

　　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陈培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足坛扫赌打黑是大快人心、深得人心的大好事。

　　但人们更关心的是，此次打黑风暴之后，中国足坛“假赌黑”沉疴能否被治愈？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闫旭峰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足坛扫赌打黑风暴，会引起中国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思考，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应该有促进作用。

　　对于中国足坛乱象，闫旭峰认为，体育运动市场化运作后，市场背后的巨大利益诱惑必然会导致乱象的出现，对此应当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中国足坛出现的赌球、商业操纵比赛等情况，正是经济违法犯罪在体育领域的表现。

　　“离开法律的规制，仅靠市场的调节是难以控制这种现象的。”闫旭峰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足球职业化相比，中国足球职业化本就是仓促上阵，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市场运作不规范，“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状况也就难以避免了。

　　事实上，包括足球领域在内的整个体育法制都存在“不健全”的缺陷。业内专家分析说，体育法出台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正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然而体育法却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对职业体育、体育产业都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体育法颁布实施后，相关的配套立法也一直没有跟上，导致体育领域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可操作性还是实施性都较差。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足坛扫赌打黑较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司法的介入。

　　“一直以来，体育界的一些人是不希望司法介入处理各种案件的，他们总认为靠行业规范的自律可以解决问题。”闫旭峰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应当欢迎司法介入。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为司法的介入提供充分依据。

　　“在中国足球扫赌打黑过程中，存在不好取证的说法。以前的打黑行动，足协说自己不是司法机关，无法取证。所以目前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加强制度建设，考虑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由体育界自己解决，在什么时候由司法介入。”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教授张笑世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笑世认为，此次扫赌打黑的一个启示是，中国足坛应当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对管理者、参与者进行同等监督的机制。同时，要考虑中国足协权力赋予的问题。一般来说，行业协会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中国足协却是自上而下，由此导致了基础不牢的问题。中国足协作为一个行业协会，应当以参与者为主体，建立起民主机制，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利益。

　　体育项目市场化、职业化，各项赛事应该就是市场经济行为，这就需要法制保障。但是，现在除了原则性很强的体育法，其配套法规几乎没有，导致在管理上面出现真空地带。闫旭峰认为，当前，除了尽快对体育法进行修改外，还应加强配套立法工作，建立起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