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法院大门21年，担任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独任审判员，先后在4个派出法庭工作过，却唯独没有在法院本部上过一天班；

　　近年来，每年办案1000多件，连续多年是上海办案最多的基层法官；

　　不仅创造了数量上的奇迹，而且向来案结事了，调解、撤诉率达70%。从2000年至今，没有一件被上级法院改判……

　　取得这些成绩的，就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颛桥法庭庭长徐玉弟。

　　基层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办案，更多的时候要从人文道德、社会的人情风俗这一方面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基层法官一半是法官一半是老娘舅(在上海话里，‘老娘舅’通常是指德高望众，能用善良习俗、村规民约调解老百姓间纠纷的人———编者注)。”2月10日，徐玉弟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淡淡地笑着说。

　　用他的话讲，“我并没办理过什么惊人的大案，常常办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

　　上世纪90年代，徐玉弟办理的案件中，离婚案、赡养案、邻里纠纷案占总案件数的60%至70%。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案件类型也多样了，比如民间借贷、物业纠纷等等。

　　“我知道，每一个‘小案’在当事人眼里都是‘大案’。”徐玉弟说。

　　去年，徐玉弟受理了一起赡养费用纠纷案。

　　原告是一对老夫妻，老翁年高九旬，老妪轻微智力障碍，被告是他们的独子，老夫妻要求儿子恢复支付每月300元的赡养费。

　　在法庭上，这位儿子说：“我知道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我实在没有能力。如果法官逼我，我实在没法活，只有跳楼！”

　　徐玉弟深入了解得知，被告的妻子身体有病、待业在家，岳父在农村收垃圾，自己做装卸工。最近，被告在工作的时候摔伤，丧失部分劳动力，失业在家，家庭生活相当窘迫。就在打官司的那段时间，被告刚刚生了一个孩子，连奶粉都买不起。原告老夫妻也承认，儿子以前一直待他们不错，每月都给他们钱。

　　这种案子怎么判？判了又怎么执行？硬执行没准真会出人命。

　　徐玉弟把案子搁下，帮助被告跑镇上的政府部门和村委会，请他们帮忙落实被告的残疾证，还帮他联系了一家福利单位。终于，被告被安排挂靠在这家福利工厂，每月拿300元基本工资，还可以在外面兼职。就这样，含泪告儿子的老夫妻撤诉了，含泪应诉的儿子破涕为笑。

　　“人民法庭的性质决定了这里所办的案件大多是些‘小案’。案件虽小，但是涉及社会基础，如果基础不稳可能会地动山摇。”徐玉弟言辞恳切地对记者说，这些小案子涉及的都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切身的利益，稍有不慎，最简单的案子也会变得复杂，也会构成对社会的威胁。因此，虽然是鸡毛蒜皮的事，但都是法官的心头大事。

　　正是这些被徐玉弟谦虚地称为“鸡毛蒜皮”的小案，累积起来的数字却是惊人的。2000年至2007年，徐玉弟大约经手了6000多起案件，最近3年每年都在1000件以上。

　　基层法官很忙，每天多则开六七个庭，少则也要四五个，开完庭还有很多信息要审查，所以常常加班。徐玉弟积极创新，有针对性地将相同类型的案件安排在同一天开庭，不但节约了对每起案件的逐一解释说明时间，也为当事人自行庭下达成和解协议打下了基础。

　　徐玉弟所在的颛桥法庭下辖三镇一街道，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超过80万，各类民事案件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自从2008年徐玉弟被任命为颛桥法庭庭长以来，在他的带领下，2009年，颛桥法庭收案5797件，结案5724件，全庭人均结案287件，居上海全市人民法庭人均结案数之首。

　　近年来，徐玉弟先后被评为全国人民法庭优秀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法官、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获首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称号。2008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是上海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机关工作人员。

　　法制日报上海2月10日电

当法官不是为荣誉

　真切感受

　　为什么能在基层法庭一呆就是21年？怎样看待蜂拥而至的荣誉？让我们听听徐玉弟的心里话。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一个人要遵守社会的规则，有了这样的规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持续发展，大家的权利也才能得到维护，整个社会才能良性发展。所以对于法律的尊重是我21年坚持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法官，当我用法律的规则和司法的良知，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时，心里就非常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发自内心深处，可能其他职业的人无法体会。

　　我是非常幸运的，像我这样工作的同志很多，他们默默无闻，我却受到人民的关注。实际上，我当法官不是为了这些荣誉，我觉得法官更重要的是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只有甘于奉献、不畏艰难，才能胜任司法审判这一特别艰苦的职业。只有做到清正廉明、司法公正，才能无愧于“法官”的称号。

　　在工作上，我是成功的，在生活中，我却有一个深深的遗憾。我儿子上小学时写作业头很低，那时我办案又忙又累，没把儿子的事放在心上。直到老师找家长反映，孩子坐到教室第一排还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时，我才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弱视，最好治疗期在7岁之前，现在年龄大了很难治疗。

　　法制日报记者于呐洋整理       萧山律师事务所转发